​美国情报人员收集整理的红军长征资料

美国情报人员收集整理的红军长征资料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翻译

　事实、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红军长征的历史性意义，它们更不能描绘出几十万参加长征的部队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

从长征出发地江西和福建开始，穿过广袤的平原，渡过奔腾急湍的大河，爬过终年积雪的大山，这条路程估计为两万五千里，约八千英里。朱德走得还要远。毛泽东率领主力部队直奔西北以后，朱将军和他的部队还在康藏边界地区多住了一年，一直到离开江西两年之后，才到达西北。

“一九三四年九月初，经过长时间筹划，”朱将军开始叙述了。“我们把各部队的主要政治和军事干部召集到瑞金，通知撤退的计划。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中央委员会委员项英从东线来到。我们通知他留在中央苏区任司令员兼所有留下来继续战斗的部队的政治委员。在兴国前线率军作战的陈毅也留了下来，负责军事。陈毅的政委聂荣臻正患疟疾，与我们同行。

　“留下来的武装力量有：周建平的第二十四师的五千人；福建红军三千六百人；江西军区红军二千四百人；赣南红军二千四百人，另有在江西东北的抗日先锋队一万五千人。

　“我们留下许多最能干的军事、政治和群众领导人。有一人是中华总工会主席，七个月后被国民党抓到砍了头。司法委员何叔衡和前任党书记、当时任教育委员的瞿秋白都留下未走。何叔衡已经六十多岁，而瞿秋白身患肺病，健康极差。瞿秋白曾经是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而且做过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何叔衡和瞿秋白原要潜入上海。八个月后，他们被国民党抓到，在龙岩就义，另外还有几名妇女领导人也牺牲了。

“我们还留下大约两万名伤员，分散在山区医院里。康复以后，这些人纷纷出院报到，要求工作。残废人员都资遣还乡，每年可以拿到五十元抚恤费。只要我们在江西的同志有钱，这笔费用年年照付。

“敌军用二十个师的兵力占领苏区重要城镇。他们从来没有将武装起来的农村征服，倒是杀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大批妇女、姑娘被抓起来，以五块钱一个人的代价卖给国民党士兵、军官、地主和妓院老鸨。

“前几年逃跑的地主和二流子都跟着白军回来了，摇身一变做了官，然而他们绝对不敢下乡，农民见着就开枪。白军占领苏区的行动很迟缓，但很残酷，而我们留下来的装武力量从来没有被围剿过。”

十万名男子和三十五名妇女被挑选出来参加长征，内中有百分之八十是身经百战、纪律严明的老战士，其余的则是党和政府的干部，以及在革命运动中积极活动的老百姓。

中央红军兵工厂的总工程师跟我谈起当年组织撤退的经过。他说，他在九月底接到了毁坏某些重型军工设备和大炮的命令。命令执行之后，兵工厂分成六个单位，一个跟随长征，其余五个则分散在江西和福建五个不同地区。一百名军工人员参加长征，其余的跟随机器分散到苏区各地。军工人员连同五百名赤卫团分别组成为连队，在长征期内，始终携带着军工器材和军需品。

谢云龙，江西兴国县贺堂乡大龙村人，祖传造铳手艺，他既是兵工厂的负责人，又是唯一的工程师。

“十月十三日，”总工程师说，“中央兵工厂厂长。（厂长郝希英,政委周鉴祥,党支部书记赵俊）——一位关外工程师，和我站在大草地上，看着我们的六百人络绎出发。

中央红军兵工厂旧址位于赣州市兴国县兴莲乡官田村，旧址保存完整，占地面积3597.02平方米。

中央红军兵工厂旧址创办于1931年10月，经历了70多年，如今已残旧不堪。全村先后三次对兵工厂的旧址群进行了维修。

1931年至1934年，中央军委在此创办中央兵工厂，初创时设总务(厂部)、枪炮、弹药、利铁科和工人俱乐部，后扩建为枪炮、弹药、杂械三厂。兵工厂从初建时仅有的几十名工人，后发展到400多人，设备从仅有锉刀，打铁炉发展到有发电机、车床和鼓风机等机械设备，兵工厂驻官田期间，修配和制造了大量枪支弹药，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由吴汉杰带领几十个人，开始建厂。因厂址选在江西省兴国县莲矿区官田村，故命名为中央红军官田兵工厂，简称官田兵工厂。

官田兵工厂的称谓较多，当时对内称为“中央军委兵工厂”，对外称为“中央红军兵工厂”或“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人们习惯简称其为“中央兵工厂”。

创业艰难百战多

官田兵工厂建设始末

官田兵工厂厂址是由红军总司令朱德确定的。官田村是一个有200多户的村庄，当时是中央苏区后方的中心腹地之一。村庄四面环山，中间为盆地，一条澄碧的溪流从村中弯弯曲曲穿过。村中的河滩地势开阔平坦，鹅卵石铺成的道路四通八达。房屋依山傍水而建，后山突兀，便于防空。

官田兵工厂于1931年10月创办，最初由白石红军修械厂、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修械所、红三军团修械所、吉安县东固养金山修械处、赣县田村龙头修械处和其他一些小型修械组织合并而成。初建时技术力量缺乏，干部和工人仅250余人；厂房和设备十分简陋，只有200多把锉刀，100多把老虎钳，4座打铁炉。1932年4月，红军攻克国民党钟绍奎军的巢穴岩前，缴获了敌人兵工厂和造币厂的机器设备；攻克福建的重镇漳州、厦门后，又缴获了国民党军卢兴邦和张贞的修械厂的两部车床、一个30马力发电机、一批汽油和其他一些修械材料。红军战士翻越崇山峻岭，将这些设备运回官田，并动员了一部分修械工人到官田兵工厂工作，官田兵工厂才有了机器和技术工人。同时，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的动员，来自萍乡、汉阳、广东、福建，甚至远自沈阳兵工厂的工人，冒着生命危险，突破重重封锁，来到中央苏区，充实到官田兵工厂。从此，官田兵工厂的技术力量加强了，工种多了，分工也细了。官田兵工厂在鼎盛时人数近1000人（包括辅助工人），能修理步枪、机枪、迫击炮，而且也能手工试制步枪。

1933年4月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官田兵工厂奉命组建成三个分厂：一是在胜利县（今于都县）银坑建立红军弹药厂，由官田兵工厂弹药科与福建军区兵工厂部分人员合并而成，职工由100多人发展到200多人，主要负责复装和生产枪弹，也制造麻尾手榴弹和地雷；二是在兴国县古龙岗镇寨上村建立红军杂械厂，以官田兵工厂枪炮科的红铁股和刺刀股抽出的部分人员组建而成，鼎盛时职工也有200多人，主要负责打制刺刀和铁器杂件；三是留在官田的枪炮科改为枪炮厂。

1933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根据战争需要，三个分厂奉命陆续向瑞金县（今瑞金市）西北部的岗面地区转移，到1934年4～5月间搬迁完毕。在瑞金岗面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4年7月24日发布《关于枪炮、弹药两厂合并》的命令，将原官田枪炮厂与银坑弹药厂合并为中央红军兵工第一厂（当时习惯称其为岗面红军兵工厂），韩日升为厂长，郝希英为副厂长，范启明为政治委员。同时，原寨上红军杂械厂改称为中央红军兵工二厂，后也并入中央红军兵工一厂。此时，两厂共有干部和工人600余人，大型机器设备30余台。

在兴国县的兴莲乡，还保存着一片鲜为外界所知的中央红军兵工厂旧址群。这个创办于1931年10月的兵工厂，也是红军建军以来的第一个大型兵工厂。该厂在兴国期间，修配和制造了大批武器，为武装红军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地处偏远山区，这片经历了70多年风风雨雨的旧址群，如今已残旧不堪。幸好它还有一群守卫者，维护着它当年的原貌。

每个人携带着五斤口粮，每个人都有一根扁担，两头挑着两小箱弹药或手榴弹，有的挑着大煤油桶，里面装满我们最重要的机器和工具。每个人的行囊有一条军毯或棉被，一套棉军服，三双结实的布鞋，前系鞋带，后附铁掌。老百姓也送给我们菜干、辣椒等等东西。每个人有个水杯，一双筷子插在绑腿里，帽顶里缝着一口针和几根线。所有的人都有一顶晴雨两用的斗笠帽，两层竹子夹一层油纸。许多人在行囊中插一把雨伞。每个人带一支步枪。

“参加长征的，人人都是一样的打扮，一样的装备。人人有枪。

“我们虽然还在苏区里面，老百姓仍然都来送行。我们还是在夜间行军，以便在进入敌区之前熟习夜行军。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四日，我们到达集结地点宽田。一向在兴国前线作战、由林彪指挥的红军第一军团和从东线来的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已经出发为主力开路，负责野战的参谋长刘伯承也和他们一起动身。

“后续部队有一些已经到达宽田，其余的也在那一两天内络绎涌到。我看到朱德和周恩来骑马率领总司令部人员来到，后面就是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人员。毛泽东看来消瘦而憔悴。

“十五日傍晚，我们开始出发，穿山向西南进军。长征命令是由朱德将军发布的。第一纵队是红军大学的一个团，由校长叶剑英亲自指挥。后面紧跟着是总司令部、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党中央委员会。再后面是苏维埃政府、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反帝联盟的部分人员。随后则是供应部，我们工兵部队，印刷工人和他们的印刷机和器材，政府造币厂，医疗队(里面有医生、护士和一百二十副担架——每副四名担架兵)，红军被服厂(许多裁缝带着缝纫机)，以及为每一部门运送物资的长列纵队。

“红军第七兵团掩护我们的左翼，第九兵团保护右翼，第五兵团担任后卫。”

“我还记得项英，他是中国早期工人领袖之一，这次随朱德和毛泽东一同来到宽田。项英站在一个小山头上，亲自送我们出发后，才回到第二十四师。过了几天，他在电台通知朱德，第二十四师在瑞金以南的会昌打垮敌军一个旅，但因敌军过于强大，这一师只好化整为零，展开游击战。

“十月二十一日，我们的第一、第三军团在信丰地区突破敌军第一道防御线。我们也随后通过。十一月三日，我们穿过第二道防御线，再过十天，又在粤汉铁路附近穿过第三道防御线。敌人直到我们穿过第二道防御线时才知道动静，这时，我们已经转到他们后面了。